明天會更好

序言：一篇作文決定的岔路

人生有許多岔路，有些看似無關緊要，回頭看時，卻是決定了往後數十年風景的關鍵轉捩點。對我而言，第一個這樣的岔路，出現在大學聯考的國文考卷上。那是一篇作文，分數是4.5分。如果當年拿到5分，僅僅0.3分的差距，我就會進入台大，人生或許會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樣貌。

至今我依然記得當時的選擇。在記敘文與論說文之間，我毫不猶豫地選了後者。這並非出於文學上的偏好，而是一種極其務實的考量。從小到大，我們所受的教育訓練，都在追求一個有標準、可依循的模式。在我看來，論說文的評分標準相對明確，不像記敘文那樣「見仁見智」，充滿了主觀變數。這種對「標準答案」的追求，反映了當時年輕的我，渴望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，抓住一絲可控的穩定。

然而，命運開了一個玩笑。就是這篇我自認最穩妥的文章，讓我與理想中的大學失之交臂。這份打擊是雙重的。其一，是個人成就上的挫折感，感覺自己的努力與判斷遭到了否定；其二，則是對母親深深的愧疚。考上台大，就意味著能留在家裡，就近照顧當時狀況並不算好的家庭。遠赴新竹，對我而言，不僅是求學路上的繞道，更是對家庭責任的一種虧欠。

起初，面對這種彷彿從天而降的不公，心中難免有憤怒與不平。但那幾年，我們家經歷了太多打壓與磨難，我的心早已被磨得「彈性疲乏」。當一個人反覆被擊倒，最初的激烈反撲，會逐漸被一種沉默的韌性所取代。最終，我只是默默地接受了這個結果，心想：「好吧，又來了一個。」彷彿生命中的挑戰，不過是家常便飯。

這段經歷，像一則序言，預示了我未來的人生。生命中充滿了無法預料的變數，而我能做的，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風雨中站穩腳跟。聯考的挫折只是個開端，一場籠罩家族多年的更大風暴，早已悄然降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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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：籠罩家族的陰影

在我整個青少年時期，父親的政治事件是盤踞在我家上空最沉重的一片陰影。它不僅徹底改變了我們家的命運，也像一把刻刀，在我們每個家庭成員的性格與人生軌跡上，劃下了深刻而無法磨滅的印記。

那是在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，父親突然被帶走。最終，他被判刑十二年，實際服刑了十年又八個月。後來我們才慢慢拼湊出事件的全貌：那是一場長達二十多年的政治清查計畫，而我們家，正好趕上了收網前的「最後一波」。父親因為曾在地方擔任過副縣長，不大不小的職位，使他不幸成為了那個年代為了完成業績指標（KPI）而被鎖定的「大目標」。為了湊數，許多人被要求簽字指認我父親，以換取自身的免責。這場災難的降臨，不是出於深仇大恨，而更像是一場荒謬而冰冷的官僚程序。

父親入獄後，家的支柱瞬間崩塌，整個世界天翻地覆。

母親是一位高級教師，在學校裡，她不僅要承受家庭變故帶來的巨大壓力，還要應對同事間的覬覦與排擠。許多人都盯著她那份職位與相對優渥的薪水，各種明槍暗箭從未停過。在那段最孤立無援的日子裡，一個現象讓我印象深刻：父親出事後，過去那些圍繞在身邊的「外省」朋友，幾乎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反而是三位本省籍的同事，始終對母親伸出援手，給予了最真誠的溫暖與支持。這份雪中送炭的情誼，讓我從很年輕時就明白，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連結，從來都與標籤無關，只關乎那份最純粹的善意。

相較於我的樂觀，哥哥在這場風暴中徹底迷失了方向。他的人生，可以說從父親出事的那一刻起，就從來沒有走出來。巨大的心理衝擊加上個人性格使然，他選擇了逃避與怨恨，終日沉迷賭博，不斷給這個本已風雨飄搖的家製造新的麻煩，總想著「再賭一次」就能翻本，卻只是一次次地將我們拖入更深的泥潭。

許多年後我才想明白，我和哥哥之所以走向不同的路，或許和我們擁有一位「超級媽媽」有關。母親的堅韌與能幹，撐起了整個家，但這種無所不能的保護，也產生了不同的結果。哥哥無論惹出什麼禍，總有母親在身後替他兜著；而我，作為那個不太惹麻煩的孩子，反而被迫提早學會了獨立面對世界的風雨，長出了自己的筋骨。在這樣的逆境中，我被迫快速長大。高三那年，母親的風濕病加重，我時常要背著她去看中醫。身體上的勞累是其次，更重要的是心智上的成熟。當時的我有一種近乎自大的信念——考試對我來講都不是問題。這份自信，其實是我在困境中為自己建立的心理防線，是我承擔家庭責任的底氣。

回頭看，我的樂觀或許是與生俱來的。小時候因為肥胖，我早已習慣了別人的嘲笑，也因此學會了不在乎他人的眼光。而當家庭的災難降臨時，這種與生俱來的樂觀，在家庭的災難面前，轉化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心理防衛。它不再僅僅是性格，而是推著我繼續向上的動力與結果。你必須相信前方有光，否則很容易就墜入絕望的深淵。

十年八個月後，父親終於獲釋。幾年後，政府開始推動所謂的「平反」。然而，對我們家而言，這卻是二次傷害。當官方人員找上門，希望我們出面感謝時，母親斷然拒絕了。她說：「我們好不容易才從這件事裡走出來，請你們不要再來打擾我們。」那筆四百多萬的補償金，也因為大陸親屬聞訊而來的爭產訴訟，變得異常複雜，最終在無盡的紛擾中不了了之。

在台灣，那枚政治標籤彷彿是刻在我們姓氏上的烙印，無論走多遠都無法擺脫。我意識到，若想讓家人和我自己真正地呼吸，唯一的出路不在這片熟悉的土地，而在那片需要獨自去闖蕩的未知大洋彼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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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：異鄉的求索與承擔

我赴美留學的決定，並非出於對學術殿堂的嚮往，而是一種極為現實的必然。在當時的台灣，背負著那樣的家庭背景，出國似乎是唯一能擺脫標籤、靠自己闖出一片天的途徑。如果沒有獎學金，就意味著我必須回來，那麼出國的意義便蕩然無存。因此，當所有申請的學校中，只有賓州州立大學（Penn State）提供了獎學金時，我的選擇也就只有一個。

在美國的日子，我全心投入學業，直到順利通過博士資格考。那本該是我學術生涯的新起點，卻意外成為一個急遽的轉折。那天，我興奮地打電話回家報喜，卻從母親疲憊的聲音中，聽出了不對勁。追問之下，才知道她被人倒會，家裡再次陷入了經濟困境。

我沒有一絲猶豫。掛上電話後，我只對母親說了一句話：「沒問題，我每個月可以賺很多錢。」兩週後，我告訴指導教授，我決定中止學業。那一刻，家庭的責任壓倒了一切。

我帶著簡單的行囊來到加州，先在洛杉磯落腳，後來才到矽谷。那是一段異常艱辛卻也充滿鬥志的歲月，一個為了生存與責任而運轉不休的時期。為了盡快幫母親還清債務，我的生活被切割成三塊：白天，我是全職的軟體工程師；下班後，我趕到大同公司在長灘的數據中心兼職，寫一些後台程式；一週還有兩個晚上，我站在社區大學的講台上，教電腦入門課程。那段日子，睡眠是奢侈品，每一分鐘都被精算，只為了能多賺一些錢寄回家。在尋找第一份全職工作時，我手上有四個錄取機會。我沒有選擇薪水最高或第二高的，而是選了薪資排第三的公司，只因為他們承諾會立刻為我辦理綠卡。在那個年代，一個合法的身份，遠比眼前的薪資更為重要，它代表著真正的獨立與紮根的可能。

在異鄉奮鬥的日子裡，太太一直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。她是我在交大的學妹，我們直到我父親獲釋後的1987年才結婚。我還記得，當時岳父對她說：「女婿是妳自己選的，將來出什麼問題妳自己負責。」這句話聽起來嚴厲，卻也給了我們最大的自主空間。婚後，無論是面對我哥哥惹出的種種麻煩，還是我個人事業上的起伏，她始終是我最堅實的後盾。

那段在異鄉的求索與承擔，不僅幫助家庭度過了經濟危機，也為我日後在矽谷的創業浪潮中，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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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：矽谷浪潮中的起與落

我在矽谷的職業生涯，是一段將個人技術專長與時代機遇緊密結合的旅程。這段經歷不僅帶來了事業上的成就，更讓我深刻體會到科技產業的瞬息萬變與殘酷的生存法則。

我的第一份重要工作，是在一家名為Gupta的資料庫公司。我從它還是一個僅有十幾人的初創團隊時加入，一路伴隨它成長、壯大，直到最終成功上市。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見證一個矽谷軟體公司的成長週期，從技術研發到市場推廣，再到資本運作，這段經歷為我日後創辦自己的公司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。

1995年，我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創業。我創辦了一家VoIP（網路電話）軟體公司。在那個網路剛興起的年代，我們的技術極具開創性，可以說是市場上的第一個。我們走在時代的最前沿，夢想著用網路徹底改變傳統的通訊方式。

然而，創業之路遠比想像中艱辛。六年後，公司最終還是走向了失敗。回頭反思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是網路泡沫的破裂。2001年的市場崩盤，讓所有依賴資本市場的科技公司都遭受了毀滅性打擊，我們也未能倖免。其二，則是更深層的產業趨勢。VoIP技術因為切入了電信巨頭們最核心的業務，所以它必然會被整合。我們的技術，離產業的「核心」太近了，近到讓那些巨頭無法忽視，也注定了作為一家獨立的軟體公司，最終難以存活。現在回想，當時最明智的策略或許就是盡快賣掉公司。

雖然第一次創業以失敗告終，但它帶給我的教訓卻是無價的。我學會了如何更宏觀地判斷市場趨勢，理解了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之間的複雜關係，甚至還獲得了親赴華爾街進行路演（roadshow）的難得經驗。對一個在台灣長大、英文都講得不甚標準的工程師來說，能與華爾街的金融專家們直接對話，本身就是一段極不尋常的經歷。

經歷了創業的驚濤駭浪，我看淡了許多事。人生的重心，也開始慢慢地從事業的追逐，轉向對家庭的陪伴與對新一代的傳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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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：歸航與傳承：最後一役

當事業與家庭都步入穩定後，人生的下半場，我選擇了歸航與傳承。2016年，為了能多陪伴年邁的母親，我將生活重心逐漸移回了台灣。這不僅是一份對家庭的責任，也是一份對故鄉、對學弟妹的回饋。

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我接下了大學同學創辦的公司的總經理一職。坦白說，這並非出於個人的事業野心，到了這個年紀，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再做一次上市公司老闆。驅動我的是一份深厚的友情與責任感。當時公司陷入了嚴峻的財務危機，薪水僅僅能再發四個月。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找錢，在我的努力下，總共幫他找來了約一千八百萬美金，讓公司得以度過難關，並重新走上正軌，朝著上市的目標邁進。

我將這份工作視為我職業生涯的「最後一役」。對我而言，最大的成就感不再來源於個人的財富積累——錢，其實早已不知道排到第幾位了——而是能夠憑藉自己數十年在矽谷積累的經驗，幫助台灣的技術與團隊真正走向國際市場。看著交大的學弟妹們研發的技術能被世界看見，這份喜悅遠勝過任何金錢上的回報。

在忙碌的工作之餘，我也更加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。太太早已從微軟退休，享受著閒適的生活；兩個兒子都在美國長大，是典型的ABC，他們有著自己的朋友圈與價值認同。作為父親，我能做的，就是以身作則，讓他們看到一個持續奮鬥、勇於承擔的身影。

回首半生，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我的人生哲學，那依然是：「明天會更好」。

這並非一句空洞的口號，而是一種動態的、支撐我走過所有困境的內在力量。我的邏輯很簡單：「If tomorrow is worse than today,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… So tomorrow will always be better」。這意味著，無論今天的處境多麼糟糕，明天總存在著變好的可能。正是這份信念，讓我在一次次被打倒後，還能重新站起來。

人生，不順利是常態，順利才是偶然。重要的是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都能夠淡然處之，相信明天，然後找到繼續前行的路。